溝通及危機處理-以華航罷工事件為例

這次華航罷工事件導因於高層的經營規劃出問題, 特別是機隊採購與航線經營上的錯誤決策, 現在他們卻想把自己的錯所造成的虧損, 用員工的超頻勞動來彌補。
這罷工活動是個警示符號，就像壓力鍋的笛音。有些狀況，在多數人還沒意識到的時候，就已經「太超過」了。有人敢惡搞，網路就會好好記著，如果還用傳統角度去思考這個警訊，會非常危險的。

華航高層因為時間點，剛好被人掐在脖子上，談判的空間不大，那他們就要自己去處理後續效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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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渣文本：這些老人要大家怎麼教小孩？

2016年06月26日00:00

華航空服員罷工落幕，資方處理罷工時的荒腔走板，前後犯下一連串錯誤。這些劣行實在讓人不忍卒睹，但全國民眾又被迫一睹再睹。要說教壞小孩，有什麼比這些還負面的例子呢？不妨就來看五種最經典的教案。

第一，是華航高層辦事不力，居然還佔缺如此之久。

到了最後一刻，外頭已烽火四起，飛機飛不起來，公司前坐滿抗爭員工，結果高層還被抓到在自家飯店辦歡送餐會。是怎樣？學電影《教父》裡面的古巴總統，下台閃人前，也要派頭一下？

第二，退休空服員說要跳出來扛，結果真罷工時卻縮了。

教美姿美儀的長輩，跳出來教倫理道德，信口開河要扛下公司重責，結果真要罷工，馬上消失。說穿了，大家都知道這些老人是被叫來充場面的，不能當真；但一把年紀了，名片還掛公關業界，總該知道鏡頭前亂講話，會出事吧？

第三，一堆媒體高層受到華航關切，自我閹割。

主流媒體事前狂壓工會新聞，不是抽稿，就是不報，直到罷工高票通過，才不得不在第二天同時追版面。為什麼？這事件早就鬧到網路瘋傳，平常只會抄的媒體卻不報，除了「有好處」，還能有什麼？

第四，大學教授幫華航高層塗脂抹粉。

這些教授並非倫理學專長，卻可以講出「突襲罷工很不厚道」之類的倫理結論。離開學術專業，教授也不過是榕樹下的泡茶阿伯、阿婆的程度，不懂就說不懂，裝什麼倫理學家？

第五，企業工會不幫員工講話，根本是資方代言人。

親資方的華航企業工會，滿口「要安定」，卻沒爭取到啥權益，倒是一天到晚企圖分化抗爭的員工。結果幫資方罵空服員罵了好幾天，眼看空服員快贏了，卻想分一杯羹，匆忙跳出來說其他員工也要比照空服員的福利。

說自己是勞方，結果做事比董事還像董事，這種知覺錯亂，是要大家怎麼教小孩？

這次快攻型的罷工，的確是幫全國民眾和政治人物好好上了一課。不論將來的延伸效應為何，教壞小孩的，絕對不會是這些來去如風，出手狠快的工會幹部，而是那些讓人發瘋，烙跑很快的老人高幹們。

沒辦事能力，的確無法勉強，但摸著良心做人，一點都不難，人人都可以辦到。這麼單純的事，這票人卻搞得這麼難看，那就真是沒什麼好狡辯的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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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分摘錄 華航罷工為何會成功（劉冠廷）別用「全民埋單」攻擊罷工（郭玉林）
在現行法律規範下，罷工有諸多的前提限制，若勞資爭議調解能有效率進行、發揮功能的話，勞工怎麼會選擇罷工呢？

華航資方這次之所以輸得那麼徹底，究其根本在於，管理階層從頭到尾瞧不起爭取權益的空服員，壓根不相信這群空服員有膽去罷工。從工會幹部一開始與某高階主管溝通時，就發生工會幹部遭嚴厲拒絕，甚至被囂張嗆聲：「不然你們去罷工啊！」上月31日，1500多名空服員頂著烈日在街頭走了2個多小時表達訴求，這群管理階層依然無動於衷；甚至到罷工投票結果出爐後，他們還在忙著辦趴歡送董事長。管理階層就這次的罷工，除了不斷散布不實謠言企圖影響空服員信心，並命其控制的企業工會不惜顏面出來跳樑演出以外，就實際的罷工應變方案根本全無準備！

反觀空服員工會一路穩紮穩打，自4月開始罷工說明會一場接著一場的開，就罷工相關問題為會員釋疑，並進行面對面的組織工作；其後工會在臉書上傳遞資訊，也透過各個會員間網絡進行聯繫動員。連續兩周無畏烈日及大雨的罷工投票，有高達96.58的會員參與，開出壓倒性的99.48罷工支持度，更展現了空服員高度的決心與凝聚力。工會宣布正式開始罷工後，短時間內空服員自全台各地迅速聚集至華航台北分公司，且工會首創以收取會員證件的方式取代到機場拉糾察線進行罷工，不僅避免了可能發生的激烈衝突，更輕鬆有效的確保了罷工戰果，無疑更是最後罷工成功的一大關鍵。

------------ 依《勞資爭議處理法》第8條規定，一旦勞資爭議進入調解、仲裁或裁決程序，勞方不得因該勞資爭議事件進行罷工；第53條規定，勞僱間爭議，有關雙方基於法令或團體協約或勞動契約之約定爭執的「權利事項」，只能循調解、仲裁程序或司法訴訟解決而「不得」罷工，只有其餘關於「勞資雙方當事人對於勞動條件主張繼續維持或變更之爭議」的「調整事項」，才能在先經調解不成立後，進行罷工；甚且第54條規定「工會非經會員以直接、無記名投票且經全體過半數同意，不得宣告罷工。」

但法律也清楚保障勞工罷工後的權利，直接的效果就是《勞資爭議處理法》第55條第2、3項規定「僱主不得以工會及其會員依本法所為之爭議行為所生損害為由，向其請求賠償。工會及其會員所為之爭議行為，該當刑法及其他特別刑法之構成要件，而具有正當性者，不罰。」一方面限制僱主請求損害賠償，另一方面則排除勞工的《刑法》責任；《工會法》第35條禁止僱主「秋後算帳」；此外，《團體協約法》第13條規定則有「禁止搭便車條款」，就團體協約所約定之勞動條件，原則只對參與的勞工調整。因此，有別於社會運動層面，勞工的罷工權利可以、也應該被置於法律的框架中看待，排除與法律無關的主觀立場。

劉鐵錚、戴東雄大法官在民國84年作成釋字第373號時，以意見書指出：罷工權「一方面固有有效解決勞資糾紛，確保勞工權益之消極功能；同時，他方面也有促使僱主將勞工合法權益，逐一付諸實施，消弭勞資糾紛於無形，合理推動社會發展之積極功能。」20年後的今天，罷工權利在法律上有更詳細規範，對於罷工的發動、限制、後果、權利衝突都寫在法律條文裡，不再只是特定人的理念而已。

罷工既然是一個有充分法律依據的行為，所造成的權利衝突也都經由具有民主基礎的法律事先安排，如果對於這樣的結果不滿意，應該檢討這樣的法律是否正當，不應就法律規範視若無睹而自行跳出法律的框架，對於他人遵守法律的行為結果，任意否定，也不應以「將造成全民埋單」、「吵的人有糖吃」等訴諸直覺、感性的話語，來攻擊罷工事件。探討所得不均的經濟學者Thomas Piketty，提及罷工時工會對於勞務提供的獨佔、與僱主的買方獨佔力相對，工會能動用的手段十分有限，對於財富不平等的重分配也不符合經濟效率，但在租稅重分配無法達成任務時，工會將透過社會抗爭來達成目的。

這場罷工除了成功改善華航空服員的勞動條件以外，更具意義之處在於喚起了全國人民的關注，引發各界對於罷工權、一般民眾權益權衡的正反辯論，這些台灣社會全然陌生，但在歐洲卻已歷經了近百年的思辨，終於開始在台灣生根萌芽，開始激盪。相信經過這次事件，台灣民眾對於罷工權會有更深一層的理解與認識，這段時間各工會組織之聲援及民眾的參與討論，亦有助於勞工階級的認同、團結及台灣勞動條件的進一步提升。